今日中国为何难出大师

 

梅兰芳逝世已经40多年，这40多年间，谁还听过同样宛转的仙曲？谁还见过同样销魂的身段？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再没有堪与其比肩的人物出现，幸哉？悲哉？
陈寅恪逝世将近40年，在这40年间，谁还见过哪怕是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柳如是别传》相平的著作问世？
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我们都沉寂太久了。尤其近10年间，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也一个一个离去，我们彻底进入了一个大师青黄不接的时期。1990年11月，冯友兰逝世；1996年3月，陈景润逝世；1998年12月，钱钟书逝世；2005年6月，启功逝世。2016年5月，杨绛先生去世，有评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另一个时代远远还没有开启，谁来担当大任？
   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和教育工作者在一次座谈会上忧心忡忡地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想我泱泱中华，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但现实却似乎令人失望。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理应大师辈出，为何出不了大师？怎样才能出大师？
   所谓大师，是指超出一般人才之上的、杰出的、特别有创造力的，甚至是伟大的人才。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休谟、洛克、斯密、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以及我们中国古代的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等无疑是大师，或超级大师，或伟大人物。中国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四光等等则为一般的大师或杰出人物。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智慧、才能、品格不同程度地引领和影响了他们的同时代人，并对他们的时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师在当下中国已成为稀有动物甚至绝迹了。大师近乎绝迹由来已久，不只在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们缺少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小说家、戏曲家、影视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总之，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领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师，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出不了大师尚可理解——因为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教育环境太落后了，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出不了大师岂非咄咄怪事？这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又拥有世界最多人口且正在民族复兴的大国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一种莫大的嘲讽。
   在当下中国，非功利地全身心从事智力活动的人日趋稀少，当下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追求金钱与享受。然而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物质财富和享乐固然重要，但他们更珍视的是精神财富。不然，我们很难理解，当年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何以抛弃荣华富贵回国参加建设。现在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权力”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教育”。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大、中、小学校园中蔚然成风。权钱交易、买卖文凭毒害了学生的灵魂，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自主性，也摧残了学生的灵气和创造性，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则助长了假大空的表演。官本位制及其观念意识侵蚀了大学圣洁的知识殿堂，摧毁了大学的自由精神和教育良知。“教授多如狗，副教授满街走”的职称泛滥和学术等级化淹没了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尊严。专家成了商家的点缀，老板挤满“殿堂”为的是一纸文凭，急于贴现的教授和急功近利的商人政客各得其所。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商或者说当官、赚钱成了入学的唯一目的。试问，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何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何在？教育的现代化又从何谈起？面对教育的资本化和被权力扭曲了的教育潜规则，又有谁来真正求知识做学问呢？又怎么能出大师呢？
   一个大师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虽然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更与学术氛围息息相关，即先有出大师的氛围，方能出大师级人才。而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氛围。因此从源头上狠抓教育改革，培养自由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善待杰出人物，营造崇尚伟人的精神氛围，给予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最大限度的自由，从体制上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营造宽松、自由、和谐的制度环境，从而激发人固有的知性、感性和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迎来一个无愧于民族复兴的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

                                   马研部：庞美清